查经丨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（2）：《圣经》的形成

如果有人问我们《圣经》是怎么来的？相信多数人都会脱口而出——“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”。这个回答无懈可击、滴水不漏！可是，“默示”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未必每个人都能说得清楚，因为“默示”这个词会引出很多问题：首先，既然“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”，为什么《圣经》里的有些书卷却有诸如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马太、路加、保罗之类的署名？他们甚至被称为这些书卷的作者，这些书卷的成书过程中，他们起到了什么作用？其次，《圣经》里的数十位作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，他们的作品自然也成书于不同的时代，这些书卷什么时候被编订在一起的呢？又是以怎样的标准和方法编订的呢？再次，这些用希伯来文或希腊文写成的书卷，是怎样传遍世界的？我们现在通用的中文《圣经》又是怎么来的？这一系列问题，都涉及到《圣经》的形成。《圣经》的形成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，其中包括了《圣经》的默示、写作、编订以及翻译。

一、《圣经》的默示

《圣经》之所以被称为“圣经”，关键就在于它来自上帝的默示。上帝的默示，从源头上保证了《圣经》的权威性。约翰·卫斯理（John Wesley）曾如此说：“《圣经》要么是好人或天使编写的；要么是坏人或魔鬼编写的；要么是上帝创造的。三者必居其一。我们可以断定，《圣经》断不是好人或天使的创作，因为他们不会也不该自己编写一部书，又口口声声撒谎说：‘上帝如此说。’《圣经》也决不是坏人或魔鬼的创作，因为他们不可能写了一部书，来命令别人克尽天职，禁止人们犯罪，判处犯恶的灵魂下地狱，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。因此，《圣经》必须是来自圣灵的默示。”

1．默示的含义

“默示”一词，原文为希腊文，意思是“呼吸”，引申为“上帝呼气”。称《圣经》为“上帝所默示的”，意思是要强调，这本书是上帝“呼”出来的作品，而非仅仅“吸”入了上帝的气息。

谈到默示，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——启示。了解“启示”的含义，有助于我们理解默示。“启示”，原文也是希腊文，意思是“公开”或“揭开”。《圣经》作者用这个词来描述上帝的工作，是要说明上帝乐意“揭开”他的旨意，使人能以明白。一般来说，启示可以分为两类——“一般启示”（general revelation）和“特殊启示”（special revelation）。一般启示是指上帝借着历史和自然对人类的启示，特殊启示则是指上帝借着《圣经》和基督对人类的启示。

通过含义上的对比可知，默示的范围比启示要小：启示可以在多种领域，默示则只局限于《圣经》；启示是可以在不同人群，默示则只局限于《圣经》作者；启示是没有止尽的，但默示已经停息。从功用上讲，上帝的默示，是要保证《圣经》作者对上帝之启示的记录真实、可靠、有效。

2．默示的实质

默示的含义不难理解，但默示的实质却不易理解。教会历史上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，常见的看法有以下几种：第一种看法，被称为机械默示论，认为默示对于作者是一种机械式的方式，《圣经》的内容都是由上帝口授、作者笔录而成的。《圣经》的作者除了记录之外，再没有任何努力，所以他们所写的《圣经》绝对不会有任何错误。第二种看法，被称为灵感默示论，认为默示对于《圣经》作者只是一种超越的灵感，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意志和才华。不过，由于作者均会存在自身的缺陷，所以《圣经》的记载就难免有错误之处。第三种看法，被称为字句默示论，认为《圣经》里的每句话、每个字都是上帝的默示，但上帝并不抹杀作者的意志，允许他们在用词、语法、文体等方面进行自由的选择。不过，上帝会对作者的工作进行监督，不许他们扭曲他的原意。

三种说法中，第一种说法强调上帝的默示却否定了作者的工作，第二种说法强调作者的工作却忽略了上帝的默示，第三种说法很好地把握了默示中上帝与作者之关系的平衡。因此，第三种说法最容易被人接受。殷保罗（Paul P. Enns）在《慕迪神学手册》中对“默示”作了这样一个定义：“默示是圣灵监督作者，让作者虽然按着自己的风格、个性写作，但所写的就是上帝的话语——是具有权威的、可信的，及在原稿上没有错误的。”这个定义很好地支持和解释了字句默示论。

二、《圣经》的写作

谈过上帝的默示，就来谈作者的写作。《圣经》的写作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，成书最早的“摩西五经”约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，成书最晚的《启示录》约在公元1世纪末，两者之间跨越了1500多年。这些年间，先后有40多位身份不同的先知、使徒参与了《圣经》的写作。

1．《旧约圣经》的写作

奔向迦南的途中，摩西接受了上帝的启示，开始了自己的写作，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作品会成为《圣经》（很多作者都是如此），他只是在记录他们的行程。临终时，“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，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”（申31∶9）。这便是“摩西五经”。

“摩西五经”之后的12卷“历史书”出自多人之手，这些作者多数已无从稽考，其成书年代亦无法考究。这些作者或是政治领袖，或是先知，或是专职的史官（一种专门负责编纂历史的职务，参撒下8∶16；代下34∶8）。他们认真考察，谨慎选材，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兴起、发展、衰落、被掳及回归的漫长历史。整个写作的过程，背后有上帝奇妙的工作——默示，这样的工作保证了历史记载的准确性，更增强了这些作品的价值——使之成为远超历史之价值的《圣经》。

“诗歌·智慧书”都是上帝的众仆人在灵程中得到的属灵经验的记录。他们将这些特别的经历记录下来，再经过后人的编辑，成了“诗歌·智慧书”。以《诗篇》为例，它是上帝的众仆人在不同的时期、不同的环境中对上帝发出的赞美或者祈祷。最早成书的第90篇是摩西的作品，最晚的第137篇是被掳时期的作品，从时间上相差600多年。不过，其中的主题却并不矛盾。

“先知书”是上帝所呼召的先知们的作品，这些人受上帝启示，在民间传讲上帝的信息。起初，先知们只是口头传讲，到后来就把自己宣讲的信息记载下来，如此便有了“先知书”。“先知书”的时间跨度也很大，最早成书的《阿摩司书》和最晚成书的《玛拉基书》相差300多年。

2．《新约圣经》的写作

初期教会的信徒聚会时，常常有跟从过耶稣的使徒亲口讲述耶稣的事迹以及他的教训，这些内容没有形成文字，被后人称之为“口传福音”或“口头福音”。后来，跟从过耶稣的门徒相继去世，一些健在的门徒担心后人对主耶稣的事迹的了解出现偏差，意识到将自己所传讲的内容记录下来的必要。于是，便有人提笔著书，主要记述耶稣的生平与教训，这便是《新约圣经》的第一部分——“福音书”。四位使徒从四个不同的视角，记载了耶稣的故事，为后人认识基督留下了极好的根据。而路加又为他所作的福音书写了续集——《使徒行传》，记述了初期教会的发展史。

与此同时，使徒们在牧养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发现了教会所存在的许多问题，于是便写信给存在问题的教会，为他们解释福音、教导真理、剖析异端、协调矛盾。比如：《罗马书》、《加拉太书》是为了给信徒澄清信仰，《哥林多前、后书》是为处理哥林多教会的矛盾，而《歌罗西书》和《犹大书》则是为抵制异端。此外也有一些使徒给个人的信函，这些信函包括许多教会真理。

《启示录》完全是上帝的工作，约翰在拔摩海岛见了异象后，便照着上帝的吩咐将异象的全部记录下来。“你所看见的，当写在书上。”（参启1∶11）这句话告诉了我们约翰写作该书的情景。

三、《圣经》的集成

《圣经》的各卷形成之初，便分别在民间广为流传，且倍受欢迎。不过，在这些书卷流传的过程中，也有人在民间散发自己杜撰的作品，冒充从上帝来的信息。为了甄别真假，上帝的仆人们便在圣灵的带领下努力排除假冒的书卷，从而将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分别出来，这一过程就是《圣经》的集成。公元100年左右，《旧约》书目最终确立；公元400年前后，《新约》书目最终确立。

这些被分别出来的书卷，被称为“正典”（canon），该词希伯来文中为“芦苇”之意，希腊文中为“竿”之意，引申为“尺度”或“规范”。公元4世纪时，“正典”一词始用于《圣经》。被称为“正典”的书卷，就是说它是信仰的标准和为人处世的原则。其余的则称为“次经”或“伪经”。

1．《旧约圣经》的集成

摩西写完“五经”后不久便与世长辞，他的作品却很快在以色列人中受到高度重视。约书亚时常在百姓聚集之时宣读这些作品，作为对上帝的崇拜（参书8∶35）。但当时的“五经”尚未集成，也未被当作一个整体，往往只是宣读其中的一个部分，尤其是《申命记》。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的时间，从约书亚到约西亚，再到尼希米都注重“律法书”，但都未将之集成。直到被掳归回后，才有祭司、文士将这五卷书编在一起，形成了现在旧约《圣经》中的第一个重要部分。

由于“历史书”和“先知书”各卷在写作时间上的跨度较长，所以它们集成的过程也相应较长。各卷书形成之初，便在民间分散地流传，也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珍爱。在此期间，不断有人将不同的书卷编订在一起，但其篇数与书目各有不同，最终形成当在公元前4世纪至3世纪之间。

“诗歌·智慧书”写成之后，和“先知书”一起流传，在每年的重要节期颂读，如逾越节（1月）读《雅歌》，住棚节（7月）读《传道书》。以斯拉时期，将这些书卷收集在一起，但并未视为正典。在耶稣时代，已被视为正典，且与律法书、先知书有同等的地位。（参路24∶44）

这三个部分形成后，仍未编在一起。直到公元1世纪末，犹太拉比在雅麦尼亚召开会议，宣布这三部分为《希伯来圣经》的正典。这些书卷以外的任何著作都不得列入正典，从而排除了次经和伪经，划定了希伯来正典的范围，也形成了今日的《旧约圣经》。

2．《新约圣经》的集成

《新约圣经》的各卷写成后，便开始在教会里分散地流传。以书信为例，某教会收到书信时，便在聚会时公开诵读，慢慢地也传到了别的教会。不久，这些书信便在教会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公元一世纪末，《新约圣经》的27卷均已形成（其时也有其他一些假冒的书卷），但尚未编订成册，没有哪个教会有一本完整的《新约圣经》，也没有人意识到将这些书卷合订成册的重要性。

140年前后，一个叫马吉安（Marcionite，约110－约160）的异端领袖从众多的书卷中选出11卷，将之编在一起，成为《新约圣经》的第一本“正典”，这11卷书分别是《路加福音》（删去了前两章）和10封保罗书信（“教牧书信”未在其内）。“马吉安正典”出现后，遭到教会人士的大力反对，因为他排斥了已被当时教会普遍接受的一些书卷。与此同时，马吉安的举动也引起了教会人士的注意，他们也开始编订《新约圣经》书目。此后不久便出现了多种书目，但内容各有不同。367年出现了“亚大那修正典”，这个正典包括27卷，与今天的《新约圣经》完全相同。393年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上，决定了正式的新约正典书目为27卷，《新约》正典正式形成。

四、《圣经》的翻译

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成的《圣经》能够走向世界，成为销量最大的一本书，翻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。从古到今，上帝感动并帮助了许多人参与《圣经》的翻译，译出许多译本，为喜爱阅读《圣经》的人提供了方便。目前，全世界已有2000多个不同语言、文字的《圣经》译本。

1．古代教会的翻译工作

公元前4世纪以后，一些散居外地的以色列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，已不熟悉他们的母语希伯来文，于是有人萌生了将希伯来文《圣经》译成希腊文的想法。公元3世纪，在埃及王托勒密二世（Ptolemy II，Philadelphus，285-246 BC）的支持下，首先将“摩西五经”译成希腊文。这便是《圣经》的第一个译本。相传这个译本是由72位犹太学者用72天的功夫译成，所以被称为“七十士译本”。之后，又有人将“摩西五经”之外的其他部分以及一些次经也译成希腊文，一并收进了《七十士译本》，成为第一个完整的《旧约》译本。耶稣时代所用的《圣经》，就是这个译本。

用希腊文写成的《新约圣经》能够满足成书时期的基督徒的需要，因为他们大多懂得希腊语，但当基督教信仰普遍传入罗马之后，却不能满足使用拉丁文的罗马基督徒的需要。于是，将《圣经》译成拉丁文，成为一项重要的事工。这个时候，教父耶柔米（Jerome，347-420）站了出来，经过25年艰苦工作，于407年译成了《武加大译本》（又称《通俗拉丁文译本》），成为当时最为著名的拉丁文译本。该译本问世之后，一度成为西方教会的官方《圣经》。由于有了这个较为权威的译本，之后的天主教会便不再提倡《圣经》的翻译。（天主教当时主张各地教会都用拉丁文崇拜，读拉丁文《圣经》，所有神父都要学会拉丁文，然后读拉丁文《圣经》给信徒听。只有神甫才有《圣经》，平信徒没有《圣经》，所以就不重视《圣经》的翻译了。）由此，《圣经》的翻译工作停滞了。

14世纪以后，随着宗教改革力量的兴起，改革者们意识到了《圣经》的重要地位，于是开始着手翻译《圣经》。约在1384年，英国人威克里夫（John Wycliffe，1320-1384）将拉丁文《圣经》译成了英文，这也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英文《圣经》译本。之后的宗教改革家们也都将翻译《圣经》作为工作的一个重点，如德国人马丁•路德（Martin Luther，1483-1546）将《圣经》译成德文。

2．中国教会的翻译工作

中国基督教的《圣经》翻译史，几乎与中国基督教的传播史同步。据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记载，早在唐代贞观九年（635年），作为基督教之分支的景教就传入中国。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在叙述景教传入时，有这么一段：“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，宾迎入内，翻经书殿，问道禁闱。”其中的“翻经书殿”表明，景教传教士就已做过《圣经》的翻译工作，可惜这些译文没有流传下去。元代天主教传教士约翰•孟高维诺（John of Montecorvino，1247–1328 ）来华传教时，曾经翻译了《新约圣经》和《圣咏集》（即《诗篇》）。一般认为该译本为蒙文，但也有人疑为汉文。此译本也未流传后世。明代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后，阳玛诺（Emmanuel Diaz，1574-1644））将“福音书”中的许多经文译成汉语，于1636年编纂出版了《圣经直解》。清代天主教传教士曾有多人译过《圣经》，但出版者甚少。17世纪末，白日升（Jean Basset，约1662-1707，音译巴设）将大部分《新约圣经》译成汉语，这个译本被称作“巴设译本”。18世初末，耶稣会士贺清泰（Louis Poirot，1735-1814）将《圣经》中大部分书卷译为汉语，这本译本被称为“古新圣经残稿”。

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后，马士曼（Joshua Marshman，1768-1837）最早将《圣经》全部译成汉语并印行。此后，翻译《圣经》成了新教传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种不同的译本纷纷问世。至1877年，《圣经》译本已达11种之多。由于译本较多也较杂，给信徒带来诸多不便。一些传教士意识到翻译统一译本的重要性。1890年召开的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上，各差会派代表成立了三个圣经翻译委员会，分别自负责翻译《官话和合本》、《浅文理和合译本》及《文理和合译本》。《官话和合本》，就是现在通用的这个译本，1907年出版《新约全书》，1919年出版《新旧约全书》。

以上所述，便是《圣经》这本书从写作到集成再到翻译的全过程。《圣经》的形成过程，会让我们对这本书产生深深的敬意。仅仅90多万字的一本书，居然有40多位作者，又耗时1500多年。如此庞大的文字工程，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写作大纲。然而，我们所看到的《圣经》却是浑然一体、天衣无缝的，没有一丝支离破碎、自相矛盾的感觉。何以如此？只有一个答案——“《圣经》都是上帝所默示的”。如此奇妙的《圣经》，我们怎能不喜爱它、阅读它、研究它、宣扬它呢？

下期预告：第3课　《圣经》的权威